| 钟鸣鼎食 |
2008-08-14 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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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交流始于汉朝
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摄政。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谊的桥梁——遣唐使
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国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四、唐皇诗赠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见遣唐使藤原清河并作诗相送，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五、日皇与“汉诗”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经史、善诗文，长于书法，被称为日本“三笔”（三大书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汉学（汉学系指中国文化，当时尤指我唐代文化），对日本汉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下录其汉诗（直接用汉字赋词在日本称之为“汉诗”）三则，可见一斑。
早春观打球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
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
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
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
与海公饮茶送归山
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
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
渔歌子
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迷，
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
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溪边垂钓奈乐河，世上无家水宿多，
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飘带沧波。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
胪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六、李白的好友阿倍仲麻吕（晁衡）
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好友。在唐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长）。753年，他随日本遣唐使回国，被任命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临行时，阿倍写了“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必皎月圆。许多中国诗人也赠诗惜别。晁衡归国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消息传到长安时，他的朋友以为他遇难而死，李白曾作诗哭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随破船漂至越南，又辗转跋涉回到长安，最后老死于中国。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七、日僧空海与王羲之
中国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受到极大的重视。日僧空海（又称弘法大师）（774年至835年）留唐时，以当时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友，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被誉为“远绍羲献”。他还与橘逸势、嵯峨天皇同称精通书法“三笔”，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据日本史书《高野物语》记载，传说唐朝皇帝宫殿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墙壁损坏以致墨迹不全，知道空海精于王氏书法，请其补写，几与原迹一样。这个故事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佳话。
八、鉴真东渡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74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弘法，为此，鉴真在12年间曾5次开航东渡，但都因故遭到失败。748年的第5次东渡中，鉴真和随行人员在东海上遇到台风，漂流到海南岛，后几经辗转，才返回扬州。在这期间，鉴真失去了他亲密的弟子祥彦和日本僧荣睿，他自己也因受暴热患眼疾而双目失明。过了5年，66岁高龄的鉴真应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的要求第六次东渡。753年12月，终于乘日本遣唐使船到达日本，在鹿儿岛的秋目浦登陆。翌年2月，鉴真一行抵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热烈欢迎。日本朝廷派特使慰问，并委以授戒权。鉴真成为日本律总宗的开山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鉴真还带去了一批有艺术、医学、建筑等专业知识人材，并带去了大量书籍、工具和技术。鉴真虽双目俱盲，但凭嗅觉鉴定药物，为日本民众看病，治愈疑难病症。光明皇太后患病时，鉴真献药，医治有效。鉴真率弟子在奈良营造著名的唐招提寺，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763年5月，鉴真以76岁高龄寂化于奈良。鉴真临终前，由其弟子为其塑造干漆夹宁像，表现出鉴真坚强的意志和安详的风度，是一件珍贵的艺术杰作，被日本人民奉为“国宝”。
鉴真大师对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建立了不灭的历史功绩，受到两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1965年，日本人民在鉴真登陆的地方建立了鉴真大师纪念碑。1973年，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扬州修建了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鉴真纪念堂。
1980年4月，鉴真像在唐招提寺住持森本长老陪同下回国“探亲”，先后在扬州和北京展出。为纪念鉴真像“回国探亲”，当时的日本裕仁天皇特意向唐招提寺赠送一只香炉。邓小平指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
九、东大寺的大佛像
8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东大寺佛殿圆柱所用木材直径33尺8寸，高130尺，为日本著名古建筑之一。1180年东大寺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工匠曾前往协助，著名铸工陈和卿就因参与铸造大佛头部而闻名。
十、传播中国茶文化的日本茶祖荣西
荣西（1141年至1215年），日本临济禅宗的创始人，俗姓贺阳。出生于日本现冈山县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学习佛法，造诣深厚。
中国茶叶在8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完全依赖中国输入，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等阶层，很难普及到民间。9世纪后，随着停派遣唐使，从中国进口茶叶骤减，饮茶之习也逐渐衰亡。12世纪后叶，荣西为深入学习中国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培植并广为传播，使中国的茶种及茶的栽培饮用方法在日本得以推广。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1192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当时日本的武士政权），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荣西在书中介绍了茶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采茶、制茶、点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荣西被尊为日本茶祖。
十一、宋代中日科学技术交流
宋代中日两国的医学、陶瓷、建筑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984年，日本著名医生丹波康赖以中国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主要参考资料，编成《医心方》30卷，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取舍摘录了隋唐名医书中关于内、外、妇产、小儿、针灸、眼等科的学说，成为当时日本医学发展重要成果的重要总结。日本的陶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享有很高声誉的“濑户烧”是由日本著名陶工加藤藤四郎发展起来的。他于1223年来中国学习烧制陶瓷的技术，逗留五年，1228年回到日本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市）试烧，成功后在濑户大量烧制。
宋代传入日本的建筑式样有两种，一种叫天竺式，一种叫唐式。最早把天竺式传入日本的是日僧重源，最早把唐式建筑传入日本的是日僧“茶祖”荣西。
十二、近代中日交流
近代，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较大。1896年，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至1906年，达到一万人。其中包括60岁的老人和10余岁的少年，还有青年妇女。他们学习的范围遍及语言、文学、政治、法律、医学、财政、商业、工矿、农林、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当时留日学生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从日方翻译和转译的书籍达321种，占我国翻译世界各国书籍总和的60%以上。现代汉语中也有不少词汇是从日本吸收来的，如“场合”、“不景气”、“经验”、“权威”、“集团”、“申请”、“立场”等等。除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外，中国还从日本聘请了大量日本教师（当时称教习）。20世纪在废除科举后创办的所谓新式学堂中，有不少聘请了日本教习。
十三、黄遵宪与日本
黄遵宪（1848-1905），清末诗人，字公度，广州嘉应州（今梅县）人。1875年中举，次年赴日任使馆文化参赞，在日6年。他在日任职期间，除了办外交，进行文化交流外，还从事日本史研究。他亲眼看到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起来，特别致力于明治维新的研究，写了《日本国志》一书。他还著有《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黄遵宪还以他真诚的感情，作了歌唱中日两大民族永远和好的诗篇，如：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又如：
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
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
十四、孙中山与日本
中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在日本神户发表过著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指出“今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的霸道文化的走狗呢？还是做东洋的王道文化的干城？请日本人民细细考虑，作出慎重的选择”。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许多日本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年至1922年）就是其中一个。1897年，宫崎读了孙中山所著《伦敦被难记》，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对他十分敬佩。宫崎在记载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的印象中说，他“思想何其高尚，识见何其卓越，抱负何其远大，感情何其诚挚，我国人士中如彼者果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这次见面时写下的十多张笔谈记录，一直保存至今，与后来孙中山书赠宫崎的“推心置腹”横幅，都是记载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珍贵记录。
1918年，孙中山在日本山口县下关市居住时，得到邻居田中隆的照顾和帮助。为了答谢朋友的深情，孙中山把中国出土的四颗古莲子赠送给田中隆。田中隆死后，这四颗古莲子就由他的家属保存下来。1960年，田中隆的家属从报纸上知道古莲子能够发芽，就请另一位日本朋友设法培育，果然有一颗古莲子发了芽，开了美丽的莲花，结了丰满的莲子。日本朋友称为“孙文之莲”。1972年，田中隆的家属从收获的莲子中选了四颗，赠给中国人民。这四颗标志中日人民友谊的莲子，经中国园林工人的精心培育，已在首都中山公园发芽开花。
十五、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学。
1904年9月，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即现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系）。在仙台医专时，有一位使鲁迅终身不忘的教师，他就是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当鲁迅要离开这所学校时，藤野先生依依不舍，送给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鲁迅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北京寓所卧室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1926年，鲁迅在题为《藤野先生》的短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1927年以后鲁迅到上海生活、工作。那时，鲁迅为了寻求马列主义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鲁迅从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里买了不少马列的书。内山对鲁迅十分尊敬，在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经常利用书店作为与革命同志约会的地点，内山等日本朋友也多次冒着风险，为鲁迅提供躲避反动派追捕的场所，还以书店职员名义，为鲁迅租了一间房子，成为珍藏和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秘密读书室”。
1931年4月，一位日本青年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他就是已故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鲁迅著作翻译家增田涉。当时，增田准备翻译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为解决疑难问题而向鲁迅请教，鲁迅亲自用日语给增田讲解，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增田所译《中国小说史略》于1935年7月出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很大意义。增田辞别鲁迅时，鲁迅赠诗道：“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充分反映了鲁迅对他曾在日本度过青年时代的怀念。
1933年“一•二八”事变时，鲁迅的好友、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来上海，饲养了一只鸽子，并带回国。后鸽子死去，西村为纪念鸽子所代表的自己同中国的友好感情，特建一座“三义塔”，将鸽子葬于塔内，并请鲁迅题诗留念。鲁迅遂做诗《题三义塔》。全诗如下：
题三义塔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后来该诗的最后两句常被用于形容中日关系。
十六、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
京都古称平安京，是一千多年前仿效中国长安的格局建设的，有“千年古都”之称。岚山，是位于京都西北的风景区。
周恩来同志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学习。“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决心回国参加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周恩来同志回国前，两次游览了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一诗，抒发自己在思想境界中看到光明的喜悦。诗文是：
雨中两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蒙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见姣妍。
周总理逝世后，日本人民为缅怀周总理对中日友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周总理曾经留下足迹的京都岚山，建立了周总理诗碑。诗碑是用京都质地坚硬的名石鞍马石制成的，深褐色的碑石正面刻着由中日友好协会已故会长廖承志书写的《雨中岚山》诗全文。1979年4月16日，应日本国会邀请访日的邓颖超副委员长参加了周总理诗碑揭幕典礼。
十七、郭沫若与日本
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留学，立志习一技艺，报效国家。1914年6月，郭沫若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因成绩优异成为官费生，后进入冈山六高和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
在日留学期间，是郭沫若前期世界观、文艺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感召下，1919年冬至1920年上半年，在博多湾网屋町临海的一所矮屋里，郭沫若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完成了《女神》的主体部分及许多代表作，如《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凤凰涅磐》等，1921年4月，郭沫若辞别日本妻子回到祖国，弃医从文，创建了“创造社”，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和文学流派。
郭沫若曾协助周总理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许多工作，接待了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友人。1972年春，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河原崎长十郎在日本上演历史剧《屈原》获得成功。1972年秋，郭沫若在北京赋词，热烈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词曰：
沁园春
祝中日恢复邦交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同寻常。
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
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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